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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慕尚设计垃圾公司骗人_“毒”胶囊风波,浙江小镇工业后遗症

2017-12-18 22:49

曝光与应对 创始人遗孀称没法向丈夫交待

央视的《每周质量报告》是周日中午播出的,4月15日,对于坐落在浙江东南山区的小镇儒岙来说,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,43家生产胶囊的工厂都在正常运转中,生产线上忙碌着几千名工人,他们大多是当地的农民,超过一半的人是家庭妇女。由于胶囊生产中对原料的温度有着严格要求,生产线一旦开动,就是24小时不间断运转,工人们也都是三班倒,骑着自行车和电动车往返于家和工厂之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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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上最大的一家胶囊企业天龙公司的检测室,员工在灯光下检测每个胶囊的透明度

从我们接触的十几个采访对象来看,第一时间收看节目的人并不在少数,至少包括两个做明胶代理的本地商人、两个大型胶囊厂的老板、一个胶囊销售经理,他们给出的解释很一致:“做这一行年头多了,对质量问题很敏感,这个节目是每期必看。”只不过,这一次看到的镜头让他们大吃了一惊,曝光的企业就在自己身边。节目还没有播完,小镇上就炸开了锅,几乎所有跟明胶生意有关的人都被打爆了电话。

镇上最大的一家胶囊企业天龙公司的检测室,员工在灯光下检测每个胶囊的透明度 镇上最大的一家胶囊企业天龙公司的检测室,员工在灯光下检测每个胶囊的透明度

镇上最大的一家胶囊企业天龙公司的老板娘王柏芹负责生产,她的丈夫、董事长王伟良是新昌胶囊协会的会长。当天中午,王柏芹也在公司里,她马上召集车间负责人和检验科的人到办公室看电视,两年前花60多万元买进的那台原子吸收光谱仪让她吃了一颗定心丸。那是一台专门检测重金属铬的仪器,国产,“进口机器的话至少要100多万元”。2010年10月1日正式执行的《中国药典》(2010年版)中,明确将胶囊定性为药用辅料,并且确立了铬含量不得超过2mg/kg的新标准。就在当年7月,经常外出学习考察的王柏芹决心购买这台机器,并且花钱从外面请专家来培训。“很多人都说我们是疯子,但我们想做百年老店,就得着眼于长远。”坐在简陋的办公室里,王柏芹向本刊记者语气坚定地描述着他们夫妇的梦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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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光明83岁的老伴说起胶囊风波很是心痛

天龙公司坐落在浙东南低矮的山峦中,绍兴市新昌县以南20公里,104国道边上一个叫儒岙的小镇,岔路口竖起的大广告牌写着“中国胶囊之乡”。数十家胶囊厂的大招牌错落分布在半山坡的工业园区里,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很难想象,我们平时吃的胶囊药,很可能就出自这些毫不起眼的简易厂房里。按照当地协会提供的数据,儒岙每年的胶囊产量是800亿粒,约占全国胶囊市场的40%(不只是药用胶囊)。

4月18日,事件曝光3天后,我们在天龙公司的检验室里见到了那台机器。检验科的女科长给我们看了过去近两年时间里的检测记录,从2010年7月15日机器试用开始,一直到最后一批产品的检测日期是2012年4月14日。大概每隔四五天就要做一次检测,每次一般会抽取11个产品样本,我们看到的铬含量数据基本都在1mg/kg以下,她解释说,这是厂里自定的内检标准。“但是,并不是每家企业都配备这样的机器,有的即便是有,也很少真正使用,人工培训要花钱,检测起来很麻烦,至少两天才能出结果。检测时所用的一种辅助材料也要花钱买,损耗还特别快,这种机器还特别费电,光是电费也要不少钱。”王柏芹语速极快地列举着各种原因。新药典颁布后,为了解决铬检测的困难,协会出资买了一台机器,租用新昌县药监局的房子,放在县城里,企业缴费使用。可是,效果并不好,原因除了上述那几条,还有一条很关键,“有的药厂为了降低成本,明确要便宜胶囊,他们也知道不合格,何必去自找麻烦”。业内人士提供的数据,正规药用明胶生产出来的胶囊,每万粒的价格不会低于100元,而用劣质工业明胶做原料的胶囊,价格低至三四十元。

秘密调查的央视记者,乔装成药厂的采购员,给出的收购价格就是每万粒40元。直到4月15日的节目播出,镇上的人才恍然大悟,原来住在华星胶丸厂对面浙东旅馆里的年轻人,真实身份是记者。有业内老板回忆说,他们几个月前就在镇上出现,放出来的话是至少每天500万粒的业务量,华星的销售经理以为撞到了大客户,还经常主动跑去请他们吃饭。

节目刚播出完毕,华星厂的门口就忙碌起来。不同于集中在工业园里的企业,这家工厂位于小镇唯一一条主干道上,以前是乡镇办的集体企业,后来转制,由厂长潘钢超接手。轿车、小货车、面包车、厢式货车匆匆进出华星厂,甚至连手推板车也上阵,空车进入,装着满满的纸箱出来。他们在转移产品和原料,只可惜这一切都被守在马路对面的记者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。根据后来当地警方披露,华星胶丸厂在曝光后的90分钟内,共使用10辆货车,转移了271箱成品胶囊和大量原料。其实,匆忙应对的还不止华星一家,一位要求匿名的当地人告诉我们,当天下午,他的很多有货车的朋友就被招呼到镇上,帮忙转移产品和原料,一直忙活到深夜,“大部分拉到乡下亲戚家,也有拉到县城的朋友家,只不过没有录下来罢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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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岙镇的胶囊制造产业衍生出一批小商铺,图为专门制作胶囊模具的小老板

除了转移产品,镇上做明胶代理的商人一夜之间跑了一大半,包括一部分胶囊销售经理。“也不一定人人有问题,但大家都想避避风头。”一位做了十几年胶囊销售的经理半开玩笑地告诉我们,“现在手机打不通或者关机的,基本上就是去外地了。”当天傍晚,儒岙镇的胶囊厂收到了停产整顿的通知。第二天一早,当地药监局和公安局的执法人员赶到儒岙的时候,小镇已经恢复了暂时的平静。

老板们或许没有意识到,一场更大的“毒”胶囊风波才刚刚刮起。

4月17日夜里,第一次打电话给王伟良的时候,他有点兴奋。“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带领的督查组刚刚到新昌,表示没有问题的企业会尽快复产。”在过去的两天里,作为协会会长的他忙着在政府部门奔走。“这样搞‘一刀切’,单我们厂一天的损失就有30万元。”令他担心的还不只是眼前的损失,而是如果药厂订单转移到别的地区,再争取回来就很难了。

可是,直到4月22日,我们离开新昌的时候,胶囊企业还没有接到复产的通知。相反,随着检查力度加大,登上“黑名单”的胶囊企业越来越多,在儒岙镇至少已经达到了8家,并且已经吊销了华星、卓康和新大中山三家胶囊企业的药品生产许可证。被警方控制的涉案人员中,正式批捕的已有9人。有采访对象感慨,这几天大家聊天的话题都是“谁又进去了,谁又出来了,谁又跑了”。

儒岙镇很小,沿着主干道走一趟不过20分钟,沿街的店铺很破旧,看得出,胶囊除了让少数人开上奔驰、宝马以外,并没有给这里带来普遍的繁华富裕。全镇不足3万人,从事胶囊产业的就有近万人,除了在厂里做工人,还衍生出了一些小店铺,有做胶囊机械配件和维修的,有代理明胶原料的,不过现在全部关了门。镇上没有像样的宾馆和餐馆,外来人口几乎没有,做业务的销售人员也基本是当地的年轻人,没有底薪,只有不高的销售提成。在镇上走访,几乎没有人肯跟记者交谈,他们用狐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们,三五成群地小声议论着,一旦走近就闭口不谈,生怕再次被偷拍。几乎每个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都发着牢骚,在他们看来,胶囊不过是谋生存的活计,在过去的几十年里,大家关心的都是如何提高产量和打开销路。以前只是作为药品包材,最近两年才纳入药品辅料行列,各项标准不断提高,需要检测的成分和数据也不断更新,而他们,包括基层的监管者,都还在不断追赶过程中。

技术驱动与资本力量

提起儒岙镇胶囊生产的历史,大家往往会把手指向镇上一栋3层高的白色别墅,那是潘光明的家。潘光明的儿子潘兴法告诉我们,1953年,在上海一家美国制药公司当工人的父亲回到老家,用铜筷当模具,用扇子当鼓风机,开始手工生产空心胶囊,父亲还把这项技术传给了苏州第一制药厂,开启了中国药用空心胶囊的历史。后来,父亲甚至还因为在美国公司工作的经历被打成“走资派”,被劳改长达10年。

我们两次来到这栋深宅大院前,出来开门的都是潘光明83岁的老伴。老太太情绪激动地用当地方言表达不满:“一辈子心血打造起来的胶囊生产,却被那些只顾赚钱的老板毁了,怎么向老头子交代。”潘光明早在1980年就因车祸去世。1984年,他唯一的儿子潘兴法创办了一家胶囊厂,取名“创始”。潘兴法不愿意多谈,他在电话里表示,现在只有“说不出的心痛”。创始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也曾红火过,但后来经营不善,逐渐走下坡路,前几年,潘兴法已把大部分股份都转让给了一位张姓老板。4月21日中午,我们在创始公司的董事长办公室里见到这位张老板,他显得有些拘谨,两位上了年纪的工作人员刚刚在厂外的垃圾堆上焚烧了一些资料。就在前一天晚上,当地药监部门公布的问题企业上,出现了创始公司的名字,但张老板推说“这是个误会”。我们就此向潘兴法求证,他气愤地回应:“是手下一个人在原料里掺了问题明胶。”

潘光明83岁的老伴说起胶囊风波很是心痛 潘光明83岁的老伴说起胶囊风波很是心痛

创始公司诞生的1984年左右,是儒岙明胶生产的第一次升级,从单个的家庭小作坊到小工厂,虽然仍是手工生产,但最起码出现了第一批胶囊老板。51岁的王伟良也是这时候创办天龙公司的。他高中毕业后做过两年油漆工,后来贩卖兔毛挣到了第一桶金——2万元。在朋友的介绍下,开始做胶囊销售员,“卖1万粒提成两块钱”。很快,他就花5000元承包了一个小厂子,“当时全国做胶囊的企业都很少,手工制作产量也不高,一天只能出十几万粒,根本没有假明胶,销售基本不愁”。办厂的第一年,王伟良的销售额就做到了20多万元,净赚三四万元。

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,儒岙胶囊都处于一种平静而热闹的氛围中。家家户户做胶囊,男女老上齐上阵,但因为产量不高,供需双方是一种稳定的市场关系。平静在1995年被打破,这一年,横渡桥村的村支书王全来,自己研制出来的半自动烘干线试用成功。

已经65岁的王全来向我们回忆,以前做胶囊,烘干都要用小推车推到一间小房子里进行,出来还要用人工一个个从机器上拔下来,费时费力。他是个爱琢磨机器的人,花了几年工夫制造出来的生产线,用机械传送带直接送入烘干程序,大大解放了人力,每天的产量从十几万粒一下子提高到了60万粒。他是儒岙镇横渡桥村的老书记,从“文革”时就做生产队长,当时已经接手了村办的集体企业月山胶囊厂。

王全来带领儒岙的胶囊生产进入半自动时代,解放了生产力,第一批诞生的小企业终于有了工厂的样子。1997年,王伟良到处凑钱,引进了王全来的两条半自动生产线,产量翻了好几番,工人却从顶峰时的600多人缩减了一半。到2002年,儒岙从事胶囊生产的企业达到300多家,几乎遍布在每个村庄。

就在2002年,儒岙的胶囊产业又迎来了一轮大变革。当时,刚刚调任儒岙镇党委书记的丁松勇提出“集中发展”的思路。因为过于分散的生产形式,当时的儒岙胶囊已经开始出现很多质量问题。“那时候还没有食用明胶和工业明胶的提法,明胶一般分为四个等级,头等到三等一般用来制作胶囊,三等以下的就视为不合格,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工业明胶。”王全来向我们介绍说,“但合格不合格,主要看冻力和黏度,并没有重金属检测。”

这一轮整合,更大的背景则是环境污染的压力。当时,新昌江流域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,县城附近的药厂也都纷纷搬迁车间,儒岙的胶囊生产自然也在治理之列。产业整合在政府强力主导下很快见到效果,当地媒体提供的数据显示:从2002年开始到2005年,新昌胶囊业10家拥有药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兼并了72家无证企业,119家无证企业重组成16个有限责任公司,还有100多家“作坊式”企业被依法关停。最终,儒岙镇的291家胶囊企业优化组合成了39家。

对小镇的胶囊产业来说,这是一次“伤筋动骨”式的变革,不仅是表面上所展现的,大部分企业都集中到了新建的工业园区里,盖起了两三层高的大厂房,竖起了大招牌。更深层的影响则是企业内部的股东结构,所谓“兼并、重组”,通俗一点讲,就是小老板将生产线搬进实力较大的企业生产,或者干脆不搬,但要借用大企业的牌照,类似于贴牌生产。药品生产许可证成为一种紧缺资源。现在看,正是这种松散、过渡性的合作模式,为日后的质量问题埋下了隐患。

有人由此壮大,王伟良从银行贷款几百万元,开始进一步扩建,而且他坚持不与别人合作办厂,“即便是厂房暂时空着也不出租,一旦出租给别人,很多问题就不好控制了”。他认准了这个行业,未来的竞争力不仅在产量,更在质量。

也有人因此衰败。来自镇上儒一村的潘栢土就是其中之一。提起这个名字,小镇上几乎无人不晓。据侧面了解,潘栢土今年64岁,早年当兵,在部队时就是红人,还曾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积极分子。转业回老家后,进入乡办企业,很快就在上世纪80年代做到卓康明胶厂的厂长。有接近他的人评价,“他的快速升迁,得益于他的聪明,尤其会经营领导关系,跟政府走得很近”。潘栢土还当过县人大代表,多年来都是儒岙镇正面宣传的企业家典型。

可是,“聪明”的另一面,潘栢土在当地胶囊圈子里的口碑并不好,普遍的评价是“不讲信誉”。一位曾经常从他的明胶厂进货的胶囊老板向我们回忆,每次进货,他都要亲自去厂里看着打包装车。“潘栢土是那样一种人,第一次要货给好的,第二次给差一点的,第三次第四次就给更差的了。”

当时,卓康明胶厂是镇上唯一一家生产明胶的企业,产品主要供应本地的胶囊厂。但严重的污染让它在2002年开始的整合中被关闭了,潘栢土只好把卓康改成了胶囊厂,开始生产胶囊。除了污染压力,当地也不盛产明胶原料,外地大牌的药用明胶厂家开始崛起,慢慢占领了胶囊市场。上述接近潘栢土的人评价,“他从此就再也没有翻身过”。

儒岙镇的胶囊制造产业衍生出一批小商铺,图为专门制作胶囊模具的小老板 儒岙镇的胶囊制造产业衍生出一批小商铺,图为专门制作胶囊模具的小老板

2005年左右,胶囊生产的技术再次升级,全自动生产线开始出现,一批胆子大的企业老板开始迅速扩张。位于儒岙镇旧宅村的益立美克胶囊公司就是其中之一。它的前身是新昌第四胶丸厂,后来转制成为私企,老板朱军伟才30多岁。2005年,他引进香港和上海的合作伙伴,筹资引进4条加拿大产全自动生产线,并且将产业延伸到制药行业。金融危机爆发后,借着国内医药市场短暂的低迷期,王伟良也冒险贷款建起了更大更现代的厂房。他告诉我们,光是厂里的4条加拿大生产线就投资1600万元。

这是迄今为止儒岙胶囊最后一轮升级换代,背后的推手,除了技术驱动,更重要的则来自于资本的力量。用王全来的话说就是:“胆子大的年轻人上来了,土八路开始变成正规军。”4月18日,在王柏芹的带领下,我们参观了现在儒岙产量最大的天龙胶囊公司,看似不起眼的厂房,走进之后才发现,的确已经有了现代化的模样。厂房实行封闭式管理,换上消毒服装和帽子,打卡才能进入。复杂的生产流程使得车间设计像迷宫一样,为了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污染,存放在原料间里的药用明胶,由一根粗管子吸到溶胶间,中间的暂存和称配,都有单独的屋子。12条国产自动生产线,4条加拿大进口线,每台机器和装置所摆放的位置,都用黄红两色的粗线做了固定。

但是,也有一些人,并没有完成从“土八路到正规军”的转变。

市场变迁与冒险分子

华星胶丸厂的老板潘钢超就是其中之一。他的老家位于镇子旁边的横板桥村,到现在还是横板桥村的村支书。4月19日,我们在村里见到了他的弟弟潘广兴。据潘广兴介绍,老二潘钢超以前在家里做胶囊模具,后来当了村支书,与镇上的领导渐渐熟络起来,就被提拔去做乡镇企业华星胶丸厂的厂长。2000年左右,企业转制,他顺理成章成了华星的老板。当时,华星公司只有3条生产线,潘钢超很快进行了一轮技术改造,扩张为7条半自动生产线。可是,这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大的发展。当地一位做了十几年胶囊销售的经理给我们分析说:“销售团队是关键,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三四家大药厂大客户的支撑,是起不来的。”

2010年,也就是《中国药典》新标准颁布的那一年,潘钢超又进行了一轮大规模扩张。他在华星厂区里投资数百万元,建起一座两层高的厂房,只是,他并没有实力来填充这栋新楼。最后采取的办法很简单——出租。按照当地监管部门公布的数据,华星公司共有23条生产线,分别属于十几个不同的股东所有。潘广兴在哥哥的厂子里帮忙打杂,他很肯定地告诉我们,真正属于潘钢超的生产线只有两三条,其余全部都是别人去投资的。“一条半自动生产线需要五六十万元,有的是几个人合伙投资,有的一人投资两条,每条线每年收取3.5万元的租金,进料、下订单、生产、出货都是各自单独进行,只不过最后都要用华星的牌照。”作为法人代表,这也是潘钢超所要承担的最大风险。

有的采访对象为潘钢超鸣不平:“他连自己的生意都没做大,怎么管得了人家的事儿?”不止一位业内人士向我们证实,这种合作模式不仅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默许,甚至还获得了一定的鼓励。两年前,当地政府为了打击散布在各村的无证小作坊生产线,帮忙把他们撮合到了一起,“甚至为了促成集中生产,政府还补贴了每条生产线2000元的搬迁费”。在这之前,村里没有药品生产许可证的手工生产线并不是秘密,只要在当地工商部门缴纳一两万元的保证金,就可以开工。即便如此,华星厂每年的产值也不过千万元,仍属于儒岙规模较小的胶囊企业。

另一家涉案的企业卓康公司更夸张,包括大股东潘栢土在内,共拥有12名股东。因为有生产明胶的历史,卓康一直延续着明胶代理的生意。镇上的人都知道,在胶囊原料市场,卓康代理的明胶一直价格最低,“像罗赛格等大牌药用明胶,每吨5万~7万元,而他们代理的明胶,一吨不过2万元”。不止一位胶囊老板告诉我们,其实,在大家的意识里,都以为这么低的价格肯定是劣质产品,但却并不敢肯定就是用皮革下脚料制成的工业明胶。在卓康,负责代理明胶的是老板潘栢土的小舅子张柏强,他有个外号叫“三强盗”,在家里排行老三,有人如此解释:“他从小脾气火暴,没人敢惹,被大家喊‘强盗’。”

由于潘钢超、潘栢土和张柏强都已经被警方逮捕,所以,他们如何与河北、江西的明胶厂搭上线尚不得而知。不过,大家普遍的猜测是由于当年卓康生产明胶时建立的联系。而因为都曾经在乡镇企业担任过领导,潘栢土和潘钢超很熟悉,卓康代理的工业明胶也由此流入华星公司。两家处于市场竞争末端的小企业,两个落败的冒险分子由此走上歧路。

另几家涉案的企业也都差不多,浙江林峰胶囊公司,典型的家族企业,老板潘林峰子承父业后,正准备大干一番,投资数千万元的厂房还没有建完就遭此一劫;新大中山胶囊公司,老板王焕庭也算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,本来他的企业规模不小,可前两年因为市场竞争激烈,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了医疗器械生产,胶囊生产线承包给别人,由此涉案;创始胶囊公司,如前所述,老板曾经是创始人的二代传人,可后来同样因为经营不善转手他人;瑞香胶囊公司,取夫妇二人名字组成,夫妻店起家……总体看,这些企业基本都是市场变迁中的落伍者,而且,共同点就是错综复杂的股东关系和散乱的生产管理。

为胶囊企业重新洗牌的力量来自市场。王全来向我们介绍说,由于胶囊类药物生产工艺简单,相比昂贵的压片机,投资成本较低,在过去的十几年里,尤其是一些中小药厂,纷纷投资胶囊类药物,由此导致的全国各地胶囊生产企业一拥而上,纷纷扩大产能。现在,国内胶囊生产主要来自三个地区,分别是以苏州为代表的高端产地和以黄山、新昌为代表的中低端产地。按照业内人士的估计,目前国内每年的药用胶囊需求量大约1000亿粒,其中,一半的市场由手工作坊或半自动生产的中小企业占领,导致国内300多条全自动生产线中有一半是闲置的,目前产能已经过剩,市场供求比大概在2比1左右。

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,拿到订单成为胶囊厂的第一目标。而且,竞争日益加剧的药厂,也在不断压低胶囊的采购价格,使得胶囊产业更是一片浑水。

天龙公司的员工给记者展示药用明胶 天龙公司的员工给记者展示药用明胶

2011年,全球制药市场的增幅为5%~7%,中国医药(20.24,0.00,0.00%)市场的增幅却高达25%~27%,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医药市场。一粒价格不过1分钱的空心胶囊,看似渺小,但却占到了医药成本的20%左右,成为制药公司拼命控制的原料成本之一。

2009年起,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正式实施,在各省陆续公布的基本药物招标采购中标结果,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——超低价中标。2010年9月1日,安徽省在国家医改办授意下先行探索,率先实施以省为单位的基本药物招标采购。当时天价芦笋片事件被曝光,在此背景下诞生的“安徽模式”,低价原则成为核心,甚至采用“量价挂钩”,为了提高市场份额,各大药厂纷纷压低药价。仅2011年一年,发改委公布药物平均降价21%,下调162个品种、近1300个剂型规格的药品。

此次被查获的问题胶囊药企四川蜀中制药就是明显例证。号称“普药大王”的蜀中制药公司,在各省的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中,中标价甚至只有最高零售价的1/4至1/3,有些明显低于业内公认的成本价。为了进一步压缩成本,蜀中制药还在河南投巨资建立起胶囊厂,法定代表人安荣彩就是蜀中制药老总安好义的胞妹,设计年产120亿粒空心胶囊。安好义曾公开表示:“50粒的阿莫西林,蜀中除了原料之外的成本可以降到6毛钱,而很多企业可能要9毛钱。自建胶囊厂能把胶囊剂的生产成本至少降低20%。”

拒绝透露姓名的一位儒岙胶囊老板告诉我们,超低价采购的药厂除了蜀中制药,还集中在东北地区的一些药厂。“他们明确提出低价为王,对质量要求反倒在其次。”这位老板回忆说,2002年当地企业整合的时候,由于劣质胶囊产量一度降低,这些药企也从大胶囊厂家进过一段时间货,但后来随着小胶囊厂的死灰复燃,他们又纷纷抛弃高价胶囊,重新回到低价行列。

无奈,胶囊已经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,可另一方面,基层的监管力量却远远落后于现实需要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昌县药监局领导告诉我们,虽然相关的标准不断在变,可是并没有政策配套,县药监局没有配备检测铬的仪器,以前都是开车或者快递送到绍兴市药检所去检测,拿到结果要等半个月,无法持续进行。新昌县药监局共有编制30人左右,监管内容还包括制药、餐饮等,胶囊只是其中很小一个分支,以前只是分片负责制。所谓的药品稽查大队,也是仅有编制没有实质的空壳,“基本都是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兼任着稽查队员的职务,甚至连司机们都成为主力”。看似严格的行业标准,到了基层,难免走样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胶囊老板说,新昌就这么大个圈子,胶囊老板们又大部分住在县城,和药监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很熟悉,“基本上每次检查前两天就接到通知了”。

现任的儒岙镇党委书记盛学东在其所撰的一篇文章中提道:“胶囊企业规模小,实力不强,大部分又在儒岙镇,导致高层次科技人才难以引进,也无力引进。由于资金短缺,研发投入也少,自主创新能力弱,从而造成新产品开发能力弱,产品档次不高,品种单一,企业之间产品同质化严重。”

像这样“一镇一业”的块状经济模式,正是过去30年间,浙江崛起的最强动力,全省300多个工业小镇,为浙江贡献了一半以上的工业产值。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杨建华在其所著的《社会化小生产: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》中对此做了详尽分析。他告诉本刊记者,如何把碎片化的小镇工业提升为现代产业集群,将是浙江未来面临的现实挑战。“在一个成熟的产业集群里,以龙头企业为主体,产业链条以此展开,自然会形成一套以市场为基础、以行业协会为辅助的质量监管体系,对末端的小企业形成约束,这要比单纯交给政府去监管有效得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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